白癫疯 http://www.tlmymy.com/我认识李征先生，是在年初冬。是年秋、冬之际，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就北上，到北京沙滩红楼报到，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正式员工。上班第一天，就见到李征先生。当时，古文献研究室在红楼四楼东侧，我与吴震、景爱两位先生一间办公室，李征先生与王去非先生一间办公室。两间办公室紧邻，吴震先生与李征先生都抽烟，常常开着门，彼此都经常从对方门口经过，见面打招呼是天天必做的功课。李征先生异常清癯，总有一种营养不良的样子，可能与他过于节约有关。他与吴震先生都住西四大拐棒胡同文物出版社分配的一套三室一厅宿舍，三室一大二小，他俩一人一小间。他中午从不去单位食堂吃饭，都是自带两个馒头和咸菜，在办公室简单解决了事。晚上回宿舍也是用大白菜下面条。他抽的都是便宜烟，比吴震先生抽的烟至少要低两个档次(吴震先生一般抽“大前门”，3角8分一盒;李征先生一般抽“圆球”，2角一盒)。当时我就常常担心李征先生健康会出问题，曾当面提醒过他，希望他注意，但他不以为意。后来，果然因身体单薄，抵抗不了病魔(肺癌)的侵蚀，年仅六十二岁(~)就英年早逝，想起来就令人心痛!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离开武大前，唐长孺师找我谈话，先告诉我:自己虽是古文献研究室的主任，但由于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只在寒暑假来京，日常工作实际是由书记王东明负责。我的工作将由王书记负责安排。然后说:“《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释文工作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由于俗别字和特殊符号较多，无法铅排制版，目前是请退休的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为了保证质量，曾经制定一个工作原则，即:邵先生抄稿前，先由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将释文与原件校核一遍(当时李征先生保管原件，装原件的保险柜都在李征先生办公室，王去非先生身体有恙，经常不上班，故实际是李征先生一人一间办公室);邵先生抄稿后，再由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将邵抄件与释文校核一遍。你参加《文书》整理，暂时主要是协助李征、吴震两位先生，从事校稿工作。”我铭记于心。我上班大约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年1月，王东明书记开始按照唐师的交代，给我安排校稿工作。先是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办公室试校文书，即将唐师主持做的释文与原件校核。如前所说，这原本是李征先生的工作。大概工作了两个星期，由于我天生细心，又有些古文字功底，校出了一些问题。李征先生很满意，给唐师写信，希望我能代替他，承担邵先生抄稿前与原件校核的工作，以便他能专心为编辑图文本拍摄图版。唐师是否同意，我不清楚，总之，从这之后，我就正式开始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办公室从事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了。《文书》有两种本子:一种为释文本，全十册，属于向学术界征求意见的本子;一种为图文本，全四卷，属于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订的最终定本。释文本第一至第三册，出版时间都在年，即在我到古文献研究室之前，就已出版。因而我从事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是从释文本第四册开始的(后来为了编辑图文本，又根据照片将释文本第一至第三册校核了一遍。这是后话，与本文关系不大，无须赘述)。这项工作大约进行了两年。也就是说，这两年间，每个工作日，我都有半天时间与李征先生单独相处。但很可惜，由于我工作起来十分专注，而李征先生除了给我开保险柜取原件外，同时又要为编辑图文本拍摄图版，我们很少有机会长时间聊天。印象中，只有三次较长时间聊天:第一次是谈文书碎片拼缀程序，第二次是谈《文书》“前言”删定工作，第三次是谈麴氏高昌历法问题。(一)关于文书碎片拼缀程序。我看的原件，都由若干碎片拼缀而成，有些碎片一看就能缀合，有些碎片却很难看出能够缀合。一次，我问李征先生:“文书拼缀有什么诀窍?”李征先生告诉我:文书拼缀，看似简单，其实有一定的程序。一要看纸张是否同质，二要看碴口是否接合，三要看内容是否关联，四要看书法是否一致，五要看墨色是否相近，等等。其中，碴口并非决定因素，因为这些文书大部分拆自纸鞋、纸帽、纸腰带，古人剪裁制作这些冥器时，将文书剪开后，还要根据冥器的尺寸进行裁边，因而碴口真正能够接合的实际并不多。后来了解到，《文书》碎片近万，拼缀成三千件文书，所有揭剥、拼对工作，几乎都是李征先生独立完成的。我对李征先生真的是感佩无量。(二)关于《文书》“前言”删定工作。年10月，为了展现“文革”成果，经周恩来批准，王冶秋主持，相继成立了《文书》与《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三个整理组。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需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每个整理组都必须配备工农兵一起工作。《文书》整理组配备的是上海某工厂的一名工人，另两个整理组配备的则是军科院的军人。另外，任何文章，前面都必须冠以“最高指示”。因此，释文本第1册的《前言》稿本，前面原有“最高指示”，最后参加人员列名也原有上海某工厂工人某某。但正式出版的《前言》却都没有了。一次，我问李征先生:这些内容是谁删除了?李征先生告诉我:年，释文本第1册出版校样，当时政治环境已经大变，“是唐先生看《前言》校样时，大笔一挥，将这些内容都删除了”。说罢哈哈大笑。我很少看到李征先生这么高兴，故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三)关于麴氏高昌历法问题。我早年曾自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在从事《文书》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时，手边常备的工具书，一本是陈垣先生著的《二十史朔闰表》，一本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经常将墓葬文书和同出墓砖所见纪年和朔闰干支与二表进行比对，发现麴氏王国的朔闰干支与《二十史朔闰表》常有差异，觉得很奇怪。当时已有一些论著含糊提到高昌恐有自己的历法，故置闰与内地不尽相同，但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却不得其详。一次，我问李征先生:“是谁最早提出麴氏高昌有自己的历法?”李征先生坦然地回答:“是我。”可能担心我不相信，又强调说:“确实是我。”然后向我介绍，他是在参加《文书》整理组后，一边工作，一边思考，才逐渐有此认识的。后来，我撰写《麴氏高昌历法初探》，在正文和注释中分别说: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时期的文献，所记朔闰大小月与同时中原王朝行用的历法对比，颇有出入。这个问题，有关专家早就注意到了。然而，他们对此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匆匆认定是边人文化低而误计。直到最近，新疆考古所的李征才首次肯定:麴氏高昌有自己的历法。其说略见于与穆舜英、王炳华合撰的《吐鲁番考古研究
概述》一文，《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年]20期，总期。《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接受了李征先生的意见。如在该书第二册(页)所载《高昌和婆居罗等田租簿》之前加题解指出“:高昌置闰与内地历法不尽相同。”这可能是我为李征先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大约至年之交，唐师鉴于《文书》释文本校核工作已经完成，图文本图版拍摄工作也告一段落，就宣布《文书》整理组可以解散了。但实际上，前一工作虽已完成，后一工作还有一些缺漏。当时作这一决定，我以为原因应该有三:一是唐师自己眼力益衰，很难来京继续主持工作;二是整理组成员在自己单位工作日趋繁重，很难来京继续参加工作;三是有我在京善后，唐师基本可以放心。李征先生从此回到新疆，我们实际上再也没有见过面。年3月初，由于《文书》图文本的出版，文物出版社要价高昂，古文献研究室领导韩某又坚决不作为，经过几年努力，仍无任何进展，我给李征先生写信，一则问安，二则述说苦闷。不久，收到李征先生的回信。李征先生写信，从来很随意，既很少分段，也很少打标点。这是我这儿保存的李征先生的惟一的一封手书信件，李征先生留下来的文字很少，留下来的手迹更少，故十分珍贵，这里将全信分段、标点，迻录如下:老王:您好!信收得，并谢关怀盛意。(一)要十五万，那不成了黑手党了吗?(二)出版社唯能诚意改革积弊，才有希望。《丝绸之路》只图录(版)好，只有前言，定价24元，无质量又超量印。日本小学馆请日本教授撰文，写出了研究内容文字，全部翻拍我们彩版，不花一(块)日元，以高价控制了国际市场，人家卖回了自由外汇。我们在国际上同样的书我，们的买(卖)不出去了。我们二十年的发掘材料，结果事实上送了礼，人家也不感谢情意。最后内销降价3元一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出版社只[印]一千本，唐先生提出[印]三千本，它们说你们出钱才增加两千本，结果文献室垫款一千本，结果两千本在市面书店也见不到就光了。它们不懂!也不识货!这是事实吧?还说什么呢!(三)你读书还勤奋，知否?从善如流，宜哉!我曾有枚图章(少刚刀笔)，奉劝:(1)克制香烟这一大害，唐先生说不吸就戒了，但愿你不要当耳边过秋风。(2)你优点多，只有一缺点:性情有时偏激。在研究上你前途无量。千万别冒犯老韩他们。把精力用在刀刃，研究事业才能成功!小不忍出事太不值了!匆此。近佳。閤家好。李征李征先生的信没有写时间。信封背面虽有两个邮戳，但乌鲁木齐发出邮戳显示是“.□.12.5”，北京接收邮戳显示是“.□.19.16”，其中月份均漫漶莫辨，只知道此信乌鲁木齐是年某月12日5时发出，北京是年某月19日16时接收。从时间上推测，由于我是这年3月初写的信，李征先生写回信最有可能是3月11日。李征先生是这年7月29日去世的，当时应该已在病中，但无一字提到自己的病情，对《文书》图文本的出版和我个人却是分外关心，即使现在重读，也令我十分感动!李征先生的去世，对我来说，是突然而来的噩耗。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年9月，我赴新疆给《文书》图文本补拍图版，实际是为了完成李征先生的未竟之业。在乌鲁木齐逗留期间，曾去考古所拜访穆舜英先生，请她带我到李征先生故居附近转了转，以表哀思。李征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新疆考古所做的贡献，为《文书》整理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后记年6月12日，收到柴剑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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