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现代人而言，我们的生命开始于产房的一声啼哭，终结于太平间安静的角落。医院，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场域，也体现出世间百态和人性种种。
医生，成为见证我们一生的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吊诡的是，尽管他们对于我们而言如此重要，却几乎是一个面目模糊的“陌生人”。
在西方语境中，医生职业也是社会精英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对这个职业寄予了很多美好的想象。在中国，医生的形象却是微妙的。中国的医疗改革从年至今，经历了35年的探索，利弊的争议依然存在，有些问题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医生背负医术之外的重任，穷人看不起病，医患关系的矛盾由此显得张力十足。
医生形象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经历着微妙的变化，折射出的是转型期人心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让我们揪心，医患纠纷演变出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医术精湛的医生成为结构性问题的牺牲者；即使如此，不少医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责任心也常令人动容；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牺牲的消息最为让人心痛和无力。
面对沉重的负担，一些医务工作者产生了美好的愿望，如果能够搭建一个慈善平台，能有更多的社会救助的出现，医患关系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了医疗的起点：平等和信任。
脊柱专家刘海鹰，就是这样的一位医生。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深受理想主义的洗礼；后远赴德国学习，培养出了严谨的职业精神。此后几十年，刘海鹰从未离开过手术台。在执业中，刘海鹰还发起了一个脊柱健康基金会，用捐助的善款救助没钱治病的人。从年到现在，已经持续救助重病患80多人。
近日，以刘海鹰为主人公的纪录片《脊柱医生》悄然上线。恰逢医改35周年，让这部纪录片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撰文
余雅琴
01医改35周年，基层社会医疗系统尴尬的转型困境刘海鹰成立基金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医改后，“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医院逐步开始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未覆盖到被认为是“矫形手术”的脊柱疾病范围。可以说，医生发起建立的这个慈善组织，是中国农村部分家庭因病致贫在医疗一线催生需求的产物。它的背后，是资本进入医疗体系，医疗开始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现实。
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
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放权让利，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而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的确显示出了成效，根据统计，-年，医院病床使用率基本保持在87.9%左右，而医疗机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保有量等指标也大幅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
尽管成效显著，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
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这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又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集体经济的衰落又瓦解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合作医疗因而迅速崩溃。
历史学家杨念群指出：年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在更名为“乡村医生”后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其结果是失去了政治与乡情双重动力制约的基层医疗体制，被置于市场利益驱动的复杂格局之中。这种变化，很快影响到乡村民众身患疾病后的诊疗状况。
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改变。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则实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渐渐淡化。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走穴、天价药方等一系列医疗乱象开始出现。
02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个人的困境
医疗问题是民众的痛点，一直是很重要的影视剧反映的题材，因此还催生出“医疗剧”这样的亚类型。不论是香港TVB出品的《妙手仁心》，还是日剧《白色巨塔》，抑或美剧《急诊室的故事》《豪斯医生》等剧集，都是剧迷津津乐道的佳作，甚至很多年轻医生也是因为这些影视文本的塑造产生了做医生的愿望。
《豪斯医生》等影视剧将医生塑造成中产精英的形象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影视在这方面鲜有好的作品出现，医院作为一个布景板，浮于表面。在影视剧之外，几部关于医疗的纪录片做出了突破：
周浩的《急诊》，医院的急诊室，以猝不医院里的各色人等入镜，观察到了城市中的人和他们的处境；陈为军的《生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