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我不想死，我想活，行吗?”
近日《我不是药神》在全国影院上映，这句话是剧中身患白血病数年的一位老人握着刑警的手说出来的。片中老人吃了三年瑞士诺华制药产的正版格列卫药，“吃掉”一套房子，后来靠着价格更便宜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续命……
平时我们在新闻或者朋友的谈论中都听过“仿制药”，有不少人闻仿色变，认为仿制药就等于‘毒胶囊”、假冒伪劣。
其实不然。
这就要从两者的定义说起——
原研药与仿制药
原研药就是“新药”，我们知道疾病的治愈离不开新药的开发和上市，无论像西药的抗生素还是中药的云南白药等，这些新药的诞生不仅惠及了大众百姓的健康，而且对于整个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贡献作用，而新药上市时一般都会有专利保护，所以原研药又叫“专利药”。
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制造出来的药。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原研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针对的疾病、作用（包括副作用）完全相同。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是品牌专利产品，要做一个仿制包子，那么这个仿制的包子必须在调料成分、包子大小、肉菜配比、褶子多少、口味，甚至在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方面都要和“狗不理”类似。
当一个公司发明一种新药（原研药）之后，可以申请专利保护。药物的专利保护期通常是20年，扣除药物研发、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的时间，该药物正式上市大规模应用的时候，专利年限通常只剩10年，这段时间里药厂可以独占该药物市场；当药物专利到期之后，其他公司一旦得到药监局批准，就可以制造并销售此药的仿制品（仿制药）。
宣小晟查询相关资料发现格列卫（原研药）专利期到年4月1日，而电影的发生背景是年，那么那个时候的印度为何就可以制造并销售格列宁（仿制药）了呢？
印度的“作弊”技巧
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点——
印度之前的《专利法》规定：对本国研发的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换言之就是，只要仿制企业更改一下药物生产过程的某一个环节就不涉及侵权了。同时，印度还颁布了药品价格管制法规，从而限制跨国药企，间接的保护了本国的仿制药企业。
印度加入WTO后，必须要按国际规则行事，以前的那一套行不通了。于是印度修改了专利法，开始保护药品的产品专利，但印度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就是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和授权限制。
所谓强制许可，就是允许发展中国家利用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专利药品。获得强制许可需要满足下面四个条件中的一个。
①版权方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
②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
③对于反垄断行为的强制许可。
④依赖性专利的交叉强制许可。
也就是说，印度政府的做法，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印度人不过是利用了规则。年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年的《多哈宣言》都明确了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并赋予了WTO各成员国为了公共健康灵活运用这项条款的权利，因此印度政府可以不经过专利人同意，授权对其进行仿造，只要工艺流程与原版药不同，就不受专利法保护。
开挂的印度
有了这两条规定，印度在制药行业算是彻底开了挂！
比如，对于慢粒白血病患者来说，活下来的几率只有不到50%。而瑞士研究出了一种叫格列卫的药，直接让病人的生存率上升到90%，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格列卫就是救命药一般的存在。
格列卫在中国的价格是全球最高，元一盒。香港元，美国元，澳大利亚元左右，韩国约为元。
但是在印度，每盒价格低到惊人，只要人民币不到，也就是说在中国买一盒的钱，在印度都能买两百盒了！
再比如，治疗肺癌的易瑞沙，美国进口价人民币，而在印度，只要块。
同样是治疗脊髓炎的药，印度比美国整整便宜50倍！
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开挂？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啊，为什么不能仿制呢？
其实这和中国当年申请加入WTO时做的努力有关，当时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加入WTO和专利保护不力有关，为了符合加入WTO的有关条件，当时中国法律将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保留的强制许可制度这一条给删除了，现在进入WTO真么多年，想要加回来已经并不那么容易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5年禽流感肆虐的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批准广州白云山对「救命药」达菲的强制许可请求，而是通过谈判，让罗氏把达菲的生产授权给了其他两家企业了。
由此引起的问题
由于我们守规矩，尊重专利，这也导致了另一种情况的发生：国外新药申请到专利后，国内药企研发的仿制药推向市场须滞后20年，因此国外很多治疗癌症、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新药、特效药上市大卖特卖的时候，国人却不知道或者就算知道也无法购买、使用。
活着，怎么就那么难呢？
以肺癌为例，作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也是导致我国癌症死亡率的首要病因。不过，近年来，随着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肺癌治疗最具希望的方法。其中，美国作为目前全球医疗水平最为领先的国家之一，好多年前就已经上市了数种针对肺癌的靶向药物，包括奥斯替尼、阿法替尼、色瑞替尼等等，但对于这些新药，中国患者也是在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前后才陆续用上。
我们为何不自研新药呢？
既然国外的新药在我国流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那么我们为何不能自主对症研发药物呢？为何我国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庞大的患病人群，为什么就出不了新药呢？难道我们的创新能力真的被外国甩了几条街？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现代化医药产业才开始发展起来。以前仿制药盛行，监管不严，谁会去搞新药研发，搞搞仿制药就行了。因此你看看除了那几个国企医药集团，大多数的医药企业成立的时间真的才短短十多年。相比较国外的药企，资历上百年的比比皆是。
更何况，一款新药的研发不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需要大量资金，这两者都是国内药企所欠缺的。
《药神》中程勇所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原研药的名称叫做“格列卫”，它的药效就如电影中宣称的那样，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率达到95%。
但如任何一款“天价药”一样，“格列卫”的研发成本极其高昂，从病因“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研制合成药品并临床试验成功，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其总研发费用达数十亿美元。
药价并非沾血的馒头
我们在抱怨医药行业暴利时，应该明白一点，药物是不能以研发成本来定价的。
“一颗药的成本是5美分，但为什么要卖美元？”
“因为那是第二颗，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元。”
总体上，每一种新药研发都是一个十亿美元量级的冒险。
既然是冒险，那么也就意味着失败的几率很大，而到那个时候，也就意味着冒险会血本无归。
年，礼来公司宣布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三期临床试验失败时，它的股价在当天应声下跌了14%。
除了研发成本外，如果药物在上市后碰上与不良反应相关的诉讼，其涉及的金额往往可以轻松让一个医药企业走到濒临破产边缘。
根据《制药业的真相》一书，美国的十大制药公司的平均利率润为17%。以诺华为例，年的销售额是亿美元，净利润66.98亿美元，利润率13.8%。
看似高昂到不近人情的新药定价，背后原因是最简单的市场规律，只是在生死面前，人们无法客观冷静。
医药公司从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盈利机构。
换句话说，正是高利润推动了药品研发与医学进步。
如果以远低于成本的低价出售抗癌药物，还会有医药公司花费巨额费用研制新药吗？
一时的低成本服务可以救一个人，但却无益于行业整体的良性循环。
没有秩序的道义，救不了未来，也救不了全人类。
结语
说在最后，
因为每个人都在电影里，看到了没有光环护体，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己；
所以海报里的每个人都在笑，而电影院的每个人都在哭。
无论是奋力挣扎的病人、被脸谱化的制药公司，还是作为规则制定者的政府，这都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医疗制度能如电影的结尾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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